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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言小说

归档日期:07-24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安迪斯诺西奥尼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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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言小说,即古代以文言为载体记录的故事,包括异闻、杂说、民间故事。内容虚构,创作手法以或夸张、或荒诞、或离奇、或风趣为特色;形式大都是残丛小语、尺寸短书。

  第一个著录了小说书目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小说家者流,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着之所造也。”

  这个说法代表了从汉至唐对文言小说的理解,不同于现代的小说概念。文言小说,作者都是知识分子或官吏;内容是不现与经典的传闻,杂说或民间故事;创作手法有夸张、比喻,即虚构,形式大都是残丛小语,尺寸短书,即短篇:语言是语言文字,即文言文。文言小说从汉至清,不断发展,产生了《搜神记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唐代传奇》、《剪灯新话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代表作品。

  一是记鬼神怪异之事的志怪小说。其中不少作品,虽然采取了神鬼怪异的虚构形式,却表现了积极进步的现实内容。如《列异传·宋定伯捉鬼》,讲述了宋定伯夜行遇鬼,但他并不害怕,最后迫使鬼化为羊,卖钱千五百,表现了超人的勇气和智谋。《搜神记·韩凭夫妇》和《董永》,前者描写韩凭夫妇反抗宋康王迫害,双双殉情而死后变成雄雌鸳鸯,相聚不散,后者讲述了人与仙女的爱情,均表达了古代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。

  二是搜奇记逸的传奇小说。《唐传奇》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,标志着文言文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期。其中《柳毅传书》通过书生刘毅洞庭湖君之女——龙女传书的神话题材,赞扬了刘毅正直无私、扶危济困的高贵品质。《霍小玉传》则正面反映了唐代现实生活。进士李益和名妓霍小玉相爱,两年后,李益毁约另娶高门女,小玉悲痛而绝。这个爱情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,控诉了唐代门阀世族制度的罪恶。另如《任氏传》、《李娃传》等都是写的成功的作品。清代《聊斋志异》的出现,光芒四射,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峰。

  三是或记人物言行,或记所闻轶事的杂录小说。南朝刘宋时的《世说新语》,就是专记魏晋文人、名士的言行和风度的。特别是有关统治阶级的凶杀篡夺、贪婪奢侈的记载,像王武子用人乳喂猪,石崇用蜡当柴烧等事实,较有认识价值。

  文言小说中,有的通过言讲巫鬼妖怪、神仙道术或佛教灵异,宣扬了迷信思想;有的追求烟花粉黛、搜奇猎异的记述,或“锬虚无胜于言时事”,离开了现实生活,成为无聊消遣之作。这些都对后世读者有消极影响。

  文言小说在流传过程,散佚严重。《太平广记》保存了唐以前的古小说;明刻有关丛书,存有大量文言小说辑本,是我们研究和整理文言小说的基础。

  传书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,至宋,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:一是传奇体,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;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,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;三是志怪体,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。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。“唐人大抵写时事;而宋人则多讲古事,唐人小说少教训;而宋则多教训”。“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,虽写时事,不至于得祸;而宋时则忌讳多,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,去讲古事。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,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。”总之,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,总体成就不高,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,如奏醇的《谭意歌伟》、无名氏的《李师师外传》等。宋人笔记特多,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。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。北宋初期,多记唐五代事,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;北宋中期以后,多记本朝事,如司马光的《涑水纪闻》;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,如周辉的《清波杂志》等。宋代的志怪小说,“平实而乏文采”,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,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,如洪迈的《夷坚志》、吴淑的《江淮异闻录》等。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,然数量与种类繁多,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。而宋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,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《太平广记》,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,多赖以保存下来。

 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,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。但发展线索未断,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,如元好问的《续夷坚志》、刘祁的《归潜志》、淘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等。

 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、短篇比肩,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著名的传奇、志怪、清言小说集有:瞿佑的《剪灯新话》、李祯的《剪灯余话》、邵景詹的《觅灯因话》、张潮编辑的《虞初新志》、何良俊的《何代语林》等。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。另外,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、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,亦间有若干小说名篇。

  聊斋志异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,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,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。至清代而大变,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,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《聊斋志异》,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。“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”(鲁迅),概括了《聊斋志异》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。《聊斋》的“志怪”与六朝的“志怪”的根本区别在于:蒲松龄的“志怪”而不信“怪”,六朝人则“志怪”而信“怪”;六朝人“志怪”是有竟无意地宣扬“怪”,而蒲松龄的“志怪”乃是有意寓托于“怪”。《聊斋志异》有云:“集腋成裘,妄续幽冥之录;浮白载笔,仅成孤愤之书;寄托如此,亦足悲矣!”《聊斋》一出,作出蔚起,虽无一能与之颉颃,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。甚影响较显者有:王士祯《池北偶谈》、袁枚《子不语》(即《新齐谐》)、沈起凤《谐锋》、满人和邦额《夜谭随录》、曾衍东《小豆棚》等。之后,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《遁窟谰言》、《松隐漫录》、《淞滨琐话》和宣鼎的《夜雨秋录》等。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:“其笔致又纯为《聊斋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,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,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。”另有程趾祥《此中人语》和贾名的《女聊斋》等。可见《聊斋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。《聊斋》风行百余年后,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相继问世。纪的对《聊斋》颇有微词,谓其为“才子之笔,非著书者之笔”。“訾(zhǐ底毁)其有唐人传奇之详,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”。(鲁迅语)鲁迅赞评《阅微》,谓其“隽思妙事,时足解蒉;间杂考辨,亦有灼见。叙述雍容淡雅,天越盎然,故后无人能夺其席。”但《阅微》侧重记事以明理,故事情节不够丰富,人物形象不够丰富,且议论过多,因而缺乏《聊斋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,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。《阅微》之后,信者亦夥。清人笔记盛况空间,在文言短篇小说中,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。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,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。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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